2014-01：【特別禮品】台北故宮博物院2014年月曆
2014-1-16 13:27:50 阅读398 评论0 162014/01 Jan16
【十二月专题：汉字千古】中国古代碑帖拓本欣赏（四）
2012-12-19 16:25:29 阅读1369 评论0 192012/12 Dec19
杜谡墓门题字
赵氾墓表
唐代和五代的碑刻
唐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统一的封建国家，亦是文化光辉灿烂，书法艺术大放异彩的时期。故这一时期的碑刻书法艺术有着很高的成就，可与书法昌盛的晋代相媲美。这时期书家辈出，流派众多，名碑、墨迹尚多。尤其是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对楷书进行了大加工。这种唐代的楷书是继魏碑之后，我国书法史上又一大的楷书体系，长久以来成为学楷书的正规风范。所以，可以说这是任何朝代所无可比拟的。在我国书法史上可以说群星闪耀，百花盛开，绚烂无比的一个时代。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帝王大多数爱好书法，如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及窦后、武后和诸王等，尤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帝王中是一位很是出众的书法家，他开创了用行书入碑的先例。如他书写的碑刻《晋祠铭》、《温泉铭》就是二个典型的例子，随后就有武则天书写的《升仙太子碑》，中国妇女书碑始终此石，尤其珍贵。唐玄宗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现传世著名的碑刻有《凉国公主碑》、《纪泰山铭》、《石台孝经》、《杨珣碑》等数通。总之，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书写了一些流传至今仍为人们啧啧称赞的著名碑刻。由于唐代帝王爱好书法，上行下效，造成有唐一代书法特别盛行。
唐代书法极盛，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大书家，书写了大量的著名碑刻。初唐的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书写了一些著名的碑版。如欧阳询的《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房彦谦碑》、《化度寺碑》、《千字文》、《姚辩墓志》、《宗圣观记》等。
虞世南的代表作传世很少，仅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草稿》等。褚遂良的代表作有《伊阙佛龛碑》、《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同州圣教序》等。薛稷的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升仙太子碑题名》、《涅槃经》等。
其他的还有颜师古《等慈寺碑》、殷令名《裴镜民碑》、赵模《高士廉碑》、殷仲容《褚亮碑》、《马周碑》、李冶《万年宫碑》、《圣教序记》、《周护碑》。王知敬《李靖碑》、敬容《王居士砖塔铭》、欧阳通《道因法师碑》、《泉男生墓志》、高正臣《明征君碑》，以及《昭仁寺碑》、《孔颖达碑》、《段志玄碑》等。这些海内外闻名的书家和佳作，笔法遒劲精密。
中唐时期，这时期的碑刻书法的发展情况与初唐大不相同，开创了一代书风的大书家颜真卿的出现，终于打破了初唐时期的那种拘谨的局面，变得富有创新，其字的形态、风格变得肥厚一些，这与唐玄宗崇尚丰腴书风所分不开的。
这时期颜真卿、李北海、苏灵芝都崇尚丰腴，以颜真卿尤为突出。中唐涌现出不少著名书家，并为后世遗留下许多珍贵的碑刻遗迹。李邕的《叶有道碑》、《李思训碑》、《李秀碑》、《麓山寺碑》、《卢正道碑》、《法华寺碑》、《东林寺碑》等。殷玄祚的《契苾明碑》、梁升卿的《御史台精舍碑》、李隆基的《纪泰山铭》、《石台孝经》。魏栖梧的《善才寺碑》、史惟则的《大智禅师碑》。苏灵芝的《悯忠寺碑》、《易州铁像颂》、《梦真容碑》。徐浩的《嵩阳观记》、《不空和尚碑》。李阳冰的《城皇庙碑》、《怡亭铭》、《三坟记》、《李氏先茔记》、《般若台记》。瞿令问的《怡台铭》、《浯溪铭》、张从申的《修吴季子庙碑》。颜真卿的《多宝塔感应碑》、《东方朔画赞碑》、《郭家庙碑》、《麻姑山仙坛记》、《宋璟碑》、《八关斋会报德记》、《元吉墓碑》、《臧怀恪碑》、《颜家庙碑》、《颜勤礼碑》、《李元靖碑》等。
中唐末期及晚唐时期，其书风与中唐的颜真卿不同，力求瘦健，来摆脱其肥厚的风格。所以，中唐时期，无论颜真卿的肥厚书风或柳公权等瘦挺风格，都充分地体现了中唐那种创新的精神，是以往任何时代不可相比。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名书家和著名碑刻佳作。有柳公绰的《武侯祠堂碑》。沈传师的《罗池庙碑》、柳公权的《李晟碑》、《冯宿碑》、《苻璘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刘沔碑》、《魏公先庙碑》、范的《阿育王寺常任田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等。
总之，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至于造像、刻经不可胜数，仅龙门、唐人造像即有千余种。这里特别提出的是，唐代的碑志，明清时期出土很多，尤其近代出土的数量更为可观，将有四五千件，这对考查和研究唐代的书法衍变，尤其是研究唐代历史，确实是一座极其丰富的宝库。
五代是处在唐宋两大统一王朝之间的一个短暂分裂时期，也是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政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潇条。但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却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文坛上，特别是词的兴盛和发展，产生了不少著名的大作家和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艺术领域里，绘画方面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惟独书法艺术出现了衰落的趋势，而这时的书法大家杨凝式外，书有《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及《夏热帖》等。其他几乎寥寥无几，而无著名的碑刻传于后世。
——本文图片均来自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之《中国古代碑帖拓本》一书，版权所有，谢绝转载或商业用途，违者必究
2012年12月18日于苏州市姑苏区金太史巷
【十二月专题：汉字千古】中国古代碑帖拓本欣赏（三）
2012-12-14 11:05:42 阅读1016 评论0 142012/12 Dec14
在碑刻、书法方面，出现了综合南北的趋势。熔南北于一炉。这时立碑之事，又在各地盛行起来，直至今日，还遗留下为数较多，惹人啧啧称道的一些名碑，其书艺的高超，即使唐朝的一些名书家也不能超越。这时期著名的碑志有智永《真草千字文》刻石、《龙藏寺碑》、《贺若谊碑》、《曹子建庙碑》、《美人董氏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苏孝慈墓志》等。
倘人们从隋朝的碑志中多加注意和钻研，才能进一步地研究唐朝的楷书碑志。因隋、唐两代的正楷，是书坛的圭臬。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宝隋》一篇章里已谈得很清楚了。这说明了隋朝的碑版和墓志，无一不佳。因隋朝的碑刻除工整之外，还具有古色，由于它承袭了晋的成分较多，所以，从楷书的角度来看，隋朝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对书法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对唐朝书法艺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十二月专题：汉字千古】中国古代碑帖拓本欣赏（二）
2012-12-11 13:20:16 阅读1954 评论0 112012/12 Dec11
北朝碑刻
北魏王朝的建立及孝文帝的改革，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北方经济也开始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随之也出现了文化繁荣。北魏的书法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巨大的发展。这时期南北碑版书风已逐渐到全面的趋向统一。这说明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它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发展相联系的，这充分说明了北朝碑版书法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北朝的书体，是沿袭汉碑分隶而来，盖其族望质朴，不尚风流，均守旧法，很少变通，书体猥拙，不似南人之风流蕴藉，故与南朝书风异趣。北朝不像南朝禁止立碑，而且北朝崔卢世族，既善属文，名篇巨制，自然立碑甚多。加上佛教盛行北方，造像题记不知凡几。许多是出于石工之手，造像记尤其如此。故猥琐鄙恶者不少，但好的也很多。同时，自唐以来专重二王手迹，宋承其风，于是中原碑碣，很少有人问津，任其霾蚀。但也有有利的一面，即榷拓者少，所以西北诸省，千年前所立碑，往往至今尚存。
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和大量造像。仅以“龙门造像记”而言，共达三千六百种以上。这些对魏碑书体特点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同时，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杂居，促进了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汉文化吸收了少数民族的文化营养，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北朝尤其是北魏时代碑版的书法，是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又是石刻艺术和书法艺术两者完美结合的共同体。这种魏碑体，以方笔文体为主，后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尤其受到南朝楷书的影响，掺杂圆笔道，字体渐趋圆秀。到了北齐、北周时期，逐渐改变魏碑体，而由瘦硬的书体取而代之。到了隋代碑刻书体，已成为很成熟的楷书。
由于北朝没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束缚，所以北朝的碑版很多。最多当推北魏，其次是东魏、西魏，这时立碑之风极为盛行。这时期的碑不但数量多，而且又都非常精美。这种碑版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书法造诣上，都可以与东汉的隶书碑版相媲美。这种北朝的石刻，不只指具有碑的形式的一些石刻，而且还包括着北朝各种石刻在内，如墓志、塔铭、摩崖、造像题记、幢柱刻经等。所以，自北魏至北周，整个北朝时期内的石刻，可以说数以千计。这些石刻，大多数出自民间无名书家之手，为后代留下了许多赞口不绝的杰作。尤其是楷书，到了北朝，形成了独具风貌，故人们称谓“魏碑”，也称谓魏碑体。这种字体基本上属于楷书范畴。在书艺方面，有着其它时代不可具有的特色，即崇尚自然和天趣。开创了这一代的书风，这和汉碑、唐碑各自体现了一个时代书法艺术的高峰，并派生出各种流派。
北朝的碑版很多，以造像记来说，当以龙门造像为最多，其中以二十品为精品，世称“龙门二十品”，尤其以杨大眼、孙秋生、始平公、魏灵藏为最佳，是龙门造像中的最精品，并最有代表性，世称“龙门四品”，以外，北魏尚著名的碑版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杨碑》等。北魏著名的墓志有《张黑女》、《李超》、《刁遵》、《元显隽》墓志及《石门铭》等，它是北魏墓志的杰作。东魏著名的碑志有《李仲璇碑》、《程哲碑》、《高盛碑》、《敬显隽碑》、《司马升墓志》等。
西魏留传下来的碑刻极少，最为著名的当推《杜照贤造像》，还有《刘曜碑》等。至于北朝的北齐、北周，由于国祚较短，存留下来的碑版相应来说远不及北魏。其气格既卑下，书法又极平板。主要有北齐《陇东王感孝颂》、《水牛山文殊般若经碑》、《隽修罗碑》、《天柱山铭》、《报德象碑》。
另外，北齐亦有些碑志十分起眼，可说北齐碑志中的佳品。如《泰山经石峪》、《朱岱林墓志》、《刘悦墓志》、《重登云峰山记》等。北周的碑版较著名的有《贺屯植墓志》、《西岳华山庙碑》、《曹烙碑》、《窦卢恩碑》、《匡吉刻经颂》、《寇炽墓志》等。
除以上所列举的北朝碑志外，还有榜书，亦以北朝为尊，如《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摩崖石刻，山东邹县的葛山、岗山、尖山、铁山，统称四山石刻，字有尺径，以方圆笔兼施，高古浑厚，简整和穆。还有郑道昭在山东益都县百峰山上用方笔写的“中岳先生荧阳郑道昭游槃之山谷也”。与“此白驹谷”，共十九个大字，遒劲奇伟，尤以方笔写大字，深得雅健之致。
以上列举的一些碑志，皆为北朝的杰作。对于魏碑书法艺术的成就，前人有过很高的评价。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上赞其大放光彩说：“古今中外唯南碑与魏碑虽可宗，曰有十美……”赞扬北碑之美，从此北碑的价值更加提高了。而且，这些碑碣、墓志数量很多，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碑版书法艺术的宏富宝库。同时，这时期的魏碑书法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表现在用笔、体态和风格上的千变万化。它不但为唐楷（唐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又浇灌了有唐一代的唐楷这一艳丽花朵。因此，魏碑在我国书法史上的作用，不可抹煞。当代著名的书法理论家潘伯鹰所说：“唐朝一代正规楷书的大发展，都是在南北朝千门万户的字形和风格的广沃基础上生根发芽的”，这一评述，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北朝遗存大量珍贵的石刻，大多为无名书家作品，不但数量之多，而且分布也较广。在山东、河南、辽宁等省，广阔的地域里书写这么多的碑版，这决不是少数人的书风问题了，应看作当时社会的产物，并反映时代的面貌。北碑中流传最多的当推魏碑，故魏碑在历代碑版中占有重要地位。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以河南洛阳为大宗；其次是山东省内的泰山、铁山、冈山、尖山、薤山诸崖刻经。云峰山、天柱山、太基山、百峰山等题刻。
另外，由于南北朝最盛行信佛，所以除立碑之外，还大造佛像，如洛阳龙门、山西云岗、河南嵩山等等，甚至连小地方时有发现，大的如山西云岗大佛、龙门大佛，小的只有手掌那么大小的佛像，并刻有佛像说明，叫做造像记。所以，将碑碣、墓志、造像记等都叫做刻石。
这些丰富多彩的刻石，由于它们的书体在笔划、结体和风格上各有特点，故大体可分三大类。第一类，方笔道，笔划方，结体凝整，传世最普遍的北魏碑，以龙门石刻为代表。如《龙门二十品》中绝大部分均属于这一类，其中以龙门四品——杨大眼、始平公、魏灵藏、孙秋生造像最著名。在北朝碑版中具有典型性，这对其它碑版的书法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些造像记中，成为北朝书法艺术发展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并表现了最大的创新精神。第二类，圆笔道，笔划绝大部分是圆的，但有部分笔道稍带方笔道，结体飘逸。代表作有《郑文公上下碑》和部分云峰山摩崖题记和《石门铭》等均属此类。这些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石，大多分布在山东地区，以掖县的云峰山、太基山、平度的天柱山和益都县的玲珑山最为集中和丰富。第三类，笔划既方又圆。这一派的字比较整齐，较接近魏碑中的馆阁体，笔道既方又圆，结体整齐。它的代表作有《张猛龙碑》、《贾思伯碑》、《元显隽墓志》、《张玄墓志》等。这些隶楷书，方圆兼备，为擘窠之楷则。
由于这些碑志年代较晚，所以可以说是魏碑书体中已臻成熟的时期，已日趋规范化。这一类碑版的书风，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王派书风的影响，使魏碑初期的那种雄健粗犷之风为之一变，而渐渐趋向端整秀雅，成为后世碑刻楷书流美一派的先河。
这里附带谈一个问题，有关碑刻的署名。石刻自古以来，例不署书者姓名，倘若有署名者，间有一二，但为数极少。故人们欲就石刻诸书以论其人、其事却较难。在北朝碑刻有书人名字可考者，则有北魏寇谦之《嵩高灵庙碑》，为道教立碑之始，赵文渊书《大代华岳庙碑》，萧显庆书《孙秋生等二百人造像记》，朱义章书《始平公造像记》皆是。郑述祖书《重登云峰山记》、《天柱山铭》等。王子椿书《徂徕山佛号》、梁恭之书《陇东王感孝颂》。北周有匡喆书《小铁山刻经颂》、口咸韬书《小铁山佛经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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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1日于苏州市姑苏区金太史巷
【十二月专题：暖意融融】翰墨荟萃：细读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一）
2012-12-10 21:03:47 阅读3216 评论0 102012/12 Dec10
【十一月专题：秋意动人】石田大穰——吴门画派之沈周特展（三）
2012-11-1 10:11:16 阅读636 评论0 12012/11 Nov1
东南兴会寄蒲墩
——《蒲墩倡和诗画卷》考
文/吴敢
《蒲墩倡和诗画卷》是海外回流的一件珍贵文物，它以诗画合璧的方式向我们再现了一段久为历史湮没的文人往事，其间的诸多细节颇有助于了解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文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与生活情态。诗画卷无意中流露出的那种平淡清雅的人生襟怀，足以使后之览者抚卷慨叹不已。
诗画卷的引首为明代“吴门画派”的大宗师沈周题写的“蒲墩倡和”四字；其后为其所绘设色盈尺小幅画卷；再接沈周好友、苏州状元吴宽首倡的蒲墩诗一首及跋语；后为沈周和诗三首；再则为吴一鹏和诗一首、贡钦和诗六首并文林、钱昆、吴叙、魏昌、朱祚、徐霆、潘琳、傅谧、龚雷九人和诗各一首；随后又有大学士王鏊题跋一段并吴宽的《蒲墩倡和诗引》一文。卷末则是当代学者、海外知名鉴赏家黄君实先生对于《蒲墩倡和诗画卷》的一段鉴赏考证跋文。通过吴宽的诗跋及其《蒲墩倡和诗引》一文，我们可以知晓“蒲墩倡和”一事的缘起与大致经过：成化十六年庚子（1480）五月，友人孙希说得到了二个蒲草编成的圆形坐墩，遂转赠吴宽。吴宽欣然接受，喜其饶有野致，而且放置在蔾床上，正好可以在闲坐时安放他的病肘，于是赋诗一首为谢。不料异日，另一位友人何元亨向其“自言墩所从出”（从语气上寻绎，似乎二墩的真实出处是来自何氏而非孙氏），于是吴宽重新抄录了前诗并加以题跋遗之，以平息二友人争墩的风雅事端。其后不数年，孙希说卒于刑部主事任中。而后何元亨因为远授四川庆符县令，感念旧事，于是请吴宽撰文记录，以表明其中缘委（吴宽所撰即诗画卷中《蒲墩倡和诗引》一文）。据吴宽落款时间，可知为弘治八年乙卯（1495）季秋（九月）廿日，距前跋已相去整整十五年。而在此期间，吴宽一时游戏而作的蒲墩诗，由于充分表现出了向往山林自然的闲适情怀，因而广为传诵。虽然此诗用韵颇险，追和颇具难度，一时咏和者还是翕然风随，甚至有“士大夫读之，累和至五六首者”。而这一情景，正可以在诗画卷现存的众多和诗中得到具体的印证。
卷中现存参与酬倡者共有十四人之多，其中不乏《明史》中有传记、当时位居一二品的名公显宦，当然也有象沈周、魏昌之类的隐逸高人。以下略述其事迹行状，以备欣赏者披览之需：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人。成化八年（1472）会试、廷试皆第一，历官至礼部尚书，年七十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定。其一生行履高洁，诗文敦厚有典则，书法则仿效东坡，著有《匏翁家藏集》。其事迹详见《明史》卷一百八十四列传第七十二。吴宽与沈周平生交谊最厚，二人诗文集中唱和之作甚多。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五十八岁后又号白石翁，长洲相城人。一生隐居不仕，长于诗文，尤工书画，为明中期“吴门画派”之领袖，是中国画史上继“元四家”之后的文人画大师，与其弟子文徵明及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大家”。《明史》将其列于卷二百九十八列传第一百八十六之“隐逸”传中。其事迹详见文徵明之《沈先生行状》（《文徵明集》卷二十五）及王鏊之《石田先生墓志铭》（《震泽集》卷二十九）。
吴一鹏（1460-1542），字南夫，号白楼，长洲县虎丘山塘人。弘治六年（1493）进士，历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致仕卒，赠太子太保，谥文端。其事迹详见《明史》卷一百九十一列传第七十九。
文林（1445-1499），字宗儒，洪子，徵明父，长洲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历官至温州太守。与吴宽、沈周相交为知己，惜早卒于官。其事迹详见《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一杨循吉撰《明故中顺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铭》及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十六《明故中顺大夫温州府知府文公墓志铭》。其子徵明后师从沈周学画，亦为“吴门画派”之大宗师。
魏昌（1412-1495），字公美，号耻斋，吴县人（祖籍河北钜鹿）。其人长身古貌，寡言笑，善鉴别书画及古器物。亦喜为诗，受其舅父杜琼指授为多。杜琼（字用嘉，号东原）是苏州极负盛名的隐逸文人，与沈周的祖父沈澄过从甚密，沈周的伯父沈贞与父亲沈恒亦曾向他问学，所以沈魏二家可谓世交。辽宁省博物馆所藏沈周早期代表作《魏园雅集图》，即是为其所绘，表现了苏州文人在魏昌府中雅集的情景。魏昌事迹可详见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三《耻斋魏府君墓表》。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人。成化十年（1474）乡试、十一年（1475）会试皆第一，廷试第三。累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赠太傅，谥文恪。著有《震泽集》等。其事迹详见《 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列传第六十九。
傅谧，崇明县人，成化十三年丁酉科举人（据《江南通志》卷一百二十六“选举志 举人二”）。
以上七人，都是苏州同乡，显然在此次倡和活动中，苏州籍文人声气相通，起了绝对的作用。
据笔者查考，其余诸人亦多为有功名的才士俊彦：如贡钦，字元礼，安徽宣城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会元。历官文选郎，久掌选事，出知顺德府。诗文豪荡，才情光耀一时，著有《湖亭集》。文坛领袖李东阳以“秋水芙蓉”目之；钱昆，江苏常熟（言里）人，或为钱昌之兄弟行。常熟钱氏一族历史上人才辈出，成、弘年间，钱宽、钱洪兄弟及钱昌之子钱承德（字世恒，号裕轩）以及钱仁夫（字士弘）等人皆与苏州沈周诸人有密切交往；朱祚，浙江海盐人，成化丙午（1486）举人。一试礼部不售，以母老不再行。晚为龙溪靖安令。所著有《拙斋漫稿》、《云谷集》若干卷。举动必书以自考，其自警箴云：“不敢窃道学之名以立异，不敢舍道学之实以苟同。”弘治中尝修县志（据《江南通志》卷一百七十五“人物五 儒林上”“嘉兴府”条）；吴叙，浙江余姚人，成化二十年甲辰科李旻榜进士，弘治十五年（1502）曾任广东肇庆知府（据《浙江通志》卷一百三十一“选举九 明进士”）。徐霆（江苏常熟海虞人）、潘琳（东吴人）二人，事迹待考。以上六人，从其籍贯看，都是与苏州相距不远的江南一带文人。另龚雷一人，现存有明代嘉靖二年（1523）所刻《战国策》（宋鲍彪注本），署名龚雷，或即其人，故落款标为“后学”，其生活年代当较前述诸人为晚。
当时曾经参与“蒲墩倡和”的文人，或许远不止此数。“蒲墩倡和诗画卷”的最早记录见于晚明清初大鉴赏家朱之赤的《卧庵藏画目》，从中可以发现另外一些参与者：“吴文定公宽蒲墩倡和诗，释元圭、释文洲、怀泉，金渊、倪佐、沙门传灯，后接入石田卷”，很显然，根据朱氏著录可知现今留存之“蒲墩倡和诗画卷”已非其收藏时之全璧，而只是接入的沈周画卷以下之部分。至于朱氏提及的前述六个人的诗作，或许早已损毁或割裂分散，延津剑合，未知尚有期否。由此可知，此次“蒲墩倡和”活动，前后参与者当不少于二十人，虽然规模略逊于后来沈周首倡的“落花诗倡和”，但亦可称得上是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江南文坛的一次盛举。其参与者则多为东南文人圈中的佼佼者，且不乏吴宽、沈周的旧雨至交。披览之下，真可谓珠玉荟萃、琳琅满目，故后来的收藏者在卷中钤盖了“江左人文”、“东南之美”二印以赞誉之。
接入的沈周小幅画作，从描绘的景物来看，表现的应当就是吴宽在京城的寓所—海月庵中的场景（据后王鏊所跋“予数往来海月庵，于二墩亦有一日之雅”之语，可知蒲墩放置于海月庵中）：树石掩映中一椽小屋，窗牖间一男子正端坐在书桌前，桌上文卷半开，似乎正在凝神构思诗文，其背后则饰有草书一壁，这想必就是吴宽的生活写照；其侧则为敞开的格扇门，门内设有一榻，榻上两侧各置一圆墩形物件，无疑就是此次酬倡活动的主角—蒲墩。画面另一侧则较为虚旷，其间水竹清泠，一小僮正挟琴沿溪桥行来……沈周一生足迹不出东南，从没有到过北京，所以图中描绘显然不是海月庵的实景，而是出自画家的想象营设。此画虽然不是大幅巨制，但笔墨老健从容，极具大方家数，呈现的正是沈周成熟期的典型“粗沈”风格。画上未署年款，笔者查考吴宽行迹，知其于弘治七年十二月八日因丁继母王氏之忧南归苏州守制，故其《蒲墩倡和诗引》一文，落款时间为弘治八年乙卯季秋廿日，正是此期所作。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沈周补添此画的时间甚有可能是在同一年中应吴宽之请而补。另一条佐证是书画卷中有魏昌题诗，而据吴宽《匏翁家藏集》卷七十三《耻斋魏府君墓表》，魏昌“以弘治乙卯七月某日卒”，沈周创作此图的时间显然不会与此相距太远。若以弘治八年乙卯（1495）计，则沈周六十九岁，正是他创作的鼎盛期。画中树石的形态与所运用之笔墨，与稍后（弘治十年丁巳春末）为吴宽所作之《京口送别图》极为近似，显然可以确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蒲墩倡和诗画卷》中保留了不少明代中期文人的诗作，其中有些甚至可以弥补其诗文集之缺憾，因此极具文献价值。如吴宽首倡之蒲墩诗，收录于《四库全书》本《匏翁家藏集》卷八，诗题为“谢孙希说送蒲团”，其第四句为“块然（缺）付此闲官”，缺第三字，据诗画卷可知此字应为“宜”字；而沈周所和三诗，笔者稽查现存之沈周诗集，均不见收录，可知为诗集漏收之佚诗，故弥足珍贵。文徵明曾评价老师沈周的诗“不经意写出，意象俱新，可谓妙绝，一经改削，便不能佳。”而此三诗正是未经改削的浑成之作。此外，王鏊题跋一文亦未收入其《震泽集》。另外值得重视的是，书画卷中有些文人的手迹流传甚少，有的甚或是传世孤迹，如钱昆、朱祚、徐霆、潘琳、傅谧诸人；又如文林、魏昌二人的书迹也极罕见，都值得什袭珍重。
书画卷上朱印累累，屡经前人收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晚明清初大收藏家朱之赤的多枚收藏印鉴，如“朱之赤鉴赏”（朱文长方）、“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朱文长方）、“卧庵”骑缝印（朱文小长方）等，可知是其心爱之物。朱之赤，号卧庵，约泰昌元年至天启二年（1620-1622）间生，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1681-1683）卒。安徽休宁人，侨居长洲，故其所蓄书画以苏州、歙州一带为多，一些精品则著录于其《卧庵藏画目》中。藏画目收录有二十多件沈周的书画作品，其间不乏《秦余杭大石图》、《化须疏》之类的赫赫名迹；另外象《卧游册》这样的沈周晚年力作，虽未著录于藏画目中，但也曾是他的藏品。朱之赤称得上是收藏和鉴定沈周书画的大行家，此卷曾经他鉴赏著录，毫无疑问应视为出色之作。朱氏之后，此卷又经多人递藏，卷中有“角荼轩鉴赏章”（朱方）、“鸿年审定”（朱方）等藏印，可见其流传。“角荼轩”是浙江余杭人褚德彝（1871-1942）斋名。褚字松窗，号礼堂，尤精篆刻，有《金石学录续补》二卷行世 。
鸿宝归来，五百多年前的先辈手泽重现往昔神采，实可谓因缘非浅。稿成，亦步蒲墩诗韵，敬和一阕，以表对前辈风流雅韵之景仰：“展卷当惊迹久乾，底事江南递诗丸？蒲编为爱野人物，匏庵（吴宽斋名）无妨少宰（吴宽时任吏部右侍郎）官。常闭禅关心逾静，新添长物身可安。纷披更倩石田叟，记取幽情墨几团！”
戊子木樨开候，于南山中国美术学院
（本文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原文刊发于中国美术学院2008年“考古与艺术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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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2日于苏州工业园区淞泽家园